7月13日，英国工党党首提名截止。403名工党议员中，349人提名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其他人已无缘达到81票过关门槛。
没有激烈拉票，也没有两强对决。伯纳姆预计于17日接任党首，并有望于20日获国王任命，出任首相。
但在工党内部，气氛并不轻松：有人相信他能挽救工党，有人只想避免内斗，更多议员担心下届大选会丢掉席位。
349张提名票看似空前团结，实则是陷入危机的执政党把止跌、改变和胜选的希望，集中押在一人身上。
反转因何而来
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首次当选为工党议员，2005年进入布莱尔政府，曾于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党首，均告失败。
2017年，他离开威斯敏斯特，转战大曼彻斯特市长选举，并连续三次当选。任内，他推动公交重新纳入公共控制，并在新冠疫情期间因封锁补偿问题公开对抗约翰逊政府，由此获得“北方之王”的称号。
九年地方执政经历，使他摆脱了“党内老面孔”的形象。T恤、足球等个人标签，也帮助他塑造出“北方普通人”的气质，与现任首相斯塔默谨慎、克制的律师式风格形成反差。
略显讽刺的是，伯纳姆长期缺少重返全国权力中心的入口。
今年初，他试图参加戈顿和登顿选区补选，却被工党全国执委会阻止参选。6月18日，他终于在梅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胜出，重获下院议员身份，也拆除了竞选工党党首的最关键制度障碍。
不到一个月后，此前阻止他重返议会的工党高层，几乎全都站到了他身后。
这种反转因何而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研究员田德文认为，党内焦虑、避免分裂等因素只是背景，根本原因是工党高层和后座议员已形成共识：斯塔默必须下台，工党必须尽快换帅，阻止传统选民继续流失。
既然换人已成定局，各派就必须迅速把支持集中到一个候选人身上，避免党首选举长期拉扯、进一步暴露党内裂痕。
在田德文看来，这至少反映出工党当前的两点现实。
一来，斯塔默的中间派路线已经失败。
工党在经济增长、生活成本、公共服务和移民等问题上持续承压，同时受到极右翼改革党、左翼绿党等力量挤压，选民流失程度远超预期。如果不尽快改变，许多工党议员可能在下届大选中失去席位。
二来，工党已进入“先保政权、再谈路线”的防守状态。
“伯纳姆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人选，却是当前最合适的人选。”田德文进一步展开分析。
对选民来说，他拥有近十年的地方执政经历，注重民生议题，更容易接近劳工、中低收入者和传统工党支持者。
对党内而言，他多年远离威斯敏斯特，没有卷入太多派系冲突，没有在中央树立太多敌人，党内口碑较好，各派接受他的政治成本较低。
比如，左翼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公共所有制和社会住房；中间派看到财政纪律；地方派看到权力下放；危险选区议员则看到一个可能与改革党争夺工人阶级选民的人。
因此，349张支持票并非路线共识，只是各派都能从伯纳姆身上看到自己想要的“改变”。
工党怎样转向
13日，伯纳姆在面向工党议员的线上活动中进一步阐述其政策主张。
他将自己在大曼彻斯特形成的治理思路概括为“曼彻斯特主义”，核心是推动地方分权，扩大住房、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改善公共服务。
这套路线的吸引力在于，它能把“改变国家治理模式”的口号，转化为清晰、具体的问题：公交票价能否设上限？地方政府能否直接建设社会住房？地方发展是否还要事事向中央政府争取资金？
伯纳姆还提出，把部分首相府职能迁往曼彻斯特，并以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合作模式为基础，推动更大规模的权力下放。
这是否意味着工党将大幅“向左转”？
“与斯塔默相比，伯纳姆是在工党中间路线的基础上向左回调，更重视劳工、中低收入者、民生和公共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工党将彻底转向激进左翼。”田德文指出，这种变化既有明确的政策边界，也有现实的选举考虑。
政策上，伯纳姆不会走向前党首科尔宾式的激进路线，更可能对斯塔默时期被批评为偏向资本和富裕群体的政策作有限调整，把更多资源投向普通劳动者、中低收入群体和公共部门。
选举上，中低收入群体占选民多数，如果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最终会用选票惩罚执政党；政策向他们倾斜，即使可能损害部分资本利益，相关代价短期内未必反映在选票上。
“伯纳姆恐怕不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者。”田德文判断，他更可能调整政策重心和政治形象、小修小补式改善部分民生，而非彻底改造英国经济社会结构。
“竞选”尚未开始
如无意外，不到一周后，伯纳姆将正式接管这个人口7000万、财政吃紧、政治分歧重重的国家。
他的第一项考验便是组阁。
他承诺让工党各派都进入内阁。但如果保留太多斯塔默的旧班底，会被认为换汤不换药；大面积换人，又可能打乱政府运转。
尤其是谁掌管财政部，将决定新政府是扩大公共投资，还是优先安抚市场，已成为党内各派博弈的焦点。
目前，英国公共债务已接近3万亿英镑，政府面临增加国防开支和维持公共服务的双重压力，而伯纳姆关于公共投资、住房和地方财政的承诺都需资金支持。
“伯纳姆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必须在政策和形象上与斯塔默形成足够明显的区分。”田德文说，但英国当前的财政和经济条件，又未必允许他作出大幅度政策转向。
更深层看，斯塔默留下的问题不能全部归咎于个人，而是英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困境。田德文从内外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方面，英国自身的经济增长乏力，去工业化程度较深，经济高度依赖金融业和第三产业，而伦敦金融中心的长期地位也面临压力。
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同样不利。英国经济、货币政策与美国捆绑过深，美国经济过热可能向英国输出通胀，美国经济下行又可能带来更大冲击；“脱欧”则推高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成本，进一步压缩英国增长空间。
外交方面，田德文预计伯纳姆不会对现有路线作太大改动，仍以灵活务实的政策为主。
但无论内政还是外交，“换帅”能够带来的改变都相对有限。
田德文用“政治衰败”来形容英国当前的困境：政治体制、政党运作与现实经济社会需求之间矛盾加剧，公共治理效率下降，无论工党、保守党还是改革党，都拿不出一套完整有效的解决方案。
因此，7月13日结束的只是党内提名，伯纳姆真正的竞选，要等入主唐宁街才开始。
他必须用行动证明，“北方之王”的地方政绩不只是曼彻斯特的故事，而能变成全英国看得见的增长、住房和公共服务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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